民調、美國媒體與政治正確
眾所周知，美國主流媒體嚴重低估了特朗普勝選的可能。
大選前，所有有公信力的民調都認為希拉里多數勝出，特朗普很難贏。這明顯錯了，選舉結果出爐後一些人因此覺得，是主流媒體扭曲民調數據，以助長希拉里的選情。
為什麼會出現那樣的情況？難道真的好像一些陰謀論者講的，民主黨是這些媒體的幕後金主？
其實除了陰謀論，有更簡單的理由能解釋民調和選舉結果之間的矛盾。第一個理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本來就不信任體制，包括被視為體制幫兇的主流媒體。所以，很多特朗普支持者不肯回答主流媒體的民調，「反正都是騙人的」。
第二個理由是所謂「布萊德利效應」。布萊德利效應認為，一些人在接受民意調查時基於政治正確立場會自欺欺人、不承認自己的歧視傾向，所以講自己會支持那個他們內心歧視的候選人，真的投票時卻按照真實感受去投。
其實布萊德利效應已經被討論很多年，不是這次大選才有。80年代很多黑人候選人都遇到這種現象。例如1982年黑人布拉德利參選加州州長，民調大幅領先白人對手，但最後輸了。有點像希拉里的遭遇，對吧？《蘋果橘子經濟學》一書中就有寫到，1989年，3K黨和美國納粹黨的前領袖杜克（David Duke）競選路易斯安那州長，雖然最終輸掉，卻贏得了55%的白人選票，比民調高出一兩成。雖然民調是匿名回答，但人們還是會避免在一個陌生人前講自己支持一個種族主義者（民調一般是通過打電話來進行）。這有如我們在公開場合會注意自己的行為，雖然周圍的人都是陌生人。
特朗普競選時一直講歧視其他種族、宗教和女性的話，因此如果一個人公開講自己支持特朗普，很容易被周圍的人嘲笑、鄙視或孤立。所以他們民調裡選擇自欺欺人，儘量做個公平的裁判。可是當真的投票時，他們卻會根據自己的真實感受去投。這是很有意思的人之常情。
當然，特朗普何以出乎大家意料地當選，相信不是一兩個原因可以全面解釋。但身為前媒體人，我覺得沒必要用陰謀論來解釋這次民調失靈。的確，美國媒體很多有財團支持，這些財團有些選擇支持政策比較可以預測、對自由貿易無太大敵意的希拉里，可是也有很多支持承諾向富人和企業減稅的特朗普，例如在緊要關頭轉向支持特朗普的媒體大亨梅澤。特朗普當選後美國股市大漲至今，凸顯了美國企業和華爾街大鱷對特朗普的普遍歡迎。
按照「美國媒體不過是幫幕後金主宣傳」的說法，美國媒體應該普遍傾向保守、支持親商的共和黨才對。但美國自由派壟斷了主流媒體，並通過這些媒體大力提倡左派的「政治正確」思想，是很多美國人厭煩體制、選擇特朗普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他們難免覺得，媒體不過是民主黨的宣傳武器。這種懷疑並不是沒有漏洞，例如美國受歡迎的福斯新聞頻道就有著堅定的保守派立場，而且民主黨是八年前才開始掌權，當初人們也是因為厭倦了體制才選出了個奧巴馬。
其實很多美國人對「政治正確」反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政治正確是什麼意思？它意味著你講話時需要符合某種主流的、符合當下政治情況的標準，不能違背被認定為「正確」的立場。例如在大馬不能說歧視其他族群的話，要強調種族和諧、支持李宗偉，不可以拿人家宗教開刀。在中國則是必須符合中南海的維穩目標，對台灣、日本侵華、釣魚島這類課題的立場必須符合官方立場，必須假裝六四不曾發生。美國人的政治正確則是要注意用詞，不要講歧視其他種族、宗教、同性戀或女性的話。
政治正確是一個很廣義的形容詞，一個「政治不正確」的人在不同地方後果很不一樣。在一些國家，我們說了不該說的話可以成為某些群體的暴力目標，或者遭當局審查、逮捕或噤聲。相比下，在美國講了政治上不正確的話或許會給人罵，有些情況下或許會影響工作或仕途，但那跟在很多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相比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在任何地方講不得體的話，人們都會覺得你沒禮貌，就算你說的話有重點。美國式的政治正確說白了是一種過火了的禮貌，這種禮貌讓人很難認真討論一些事情。假設我相信某宗教的信徒是暴力的，雖然那個看法或許有問題，但你並非以理據化解我的歧視，而是阻止我發言，那我當然會不爽。難怪很多美國保守派覺得城市菁英提倡的那一套政治正確是為了阻止他們講出「真相」。
我可以理解保守派對政治正確的不滿。但每一個群體都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正確，而保守派推崇的那一套政治正確影響也很深遠。例如冷戰以來美國總統每次致詞後都不得不加一句充滿宗教意味的「上帝保佑美利堅共和國」，例如保守派口中的「家庭價值」，例如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掛鉤，例如「勤勞的美國百姓」（hard-working Americans）或者「普通美國人」（regular Americans）是指鄉下的保守派白人，例如減富人稅就等於親商，例如把自由派標籤成社會主義份子，例如反墮胎被稱為pro-life，例如來自中東的小吃被銷售成「地中海風味」等。
美國畢竟是個保守的國家，美國媒體的自由派「政治正確」傾向其實有違整個國情。為什麼會這樣？我覺得原因很簡單：政治正確是直接延伸自專業媒體人的責任和價值觀。
怎麼說呢？一般人講話時都不會太注意用詞，不會思考自己的言論是否會冒犯少數群體。是的，我們不會拿肥佬的身材和女人的歲數開刀，但那是因為我們不想得罪人。媒體人卻有很大責任，他們用詞謹慎不是為了避免得罪人，而是因為用詞和報道方式會影響大眾對一件事情的看法。
例如，如果一個人因為感情糾紛殺死另一個人，我們會避免提及他的種族或宗教。因為那不僅不相關，而且還會讓人產生錯覺，以為那個人的暴力行為和宗教或種族有關。為了盡量中立客觀，我們會謹慎用詞。而現在媒體人常兼職當評論員，她評論社會議題時，難免會把媒體人篤信的那一套「政治正確」價值觀灌輸給民眾，例如叫人們不要用有歧視意味的字眼。
問題是在媒體的圈子外，一般人都是怎樣覺得就怎樣講，他們不喜歡有人對他們的言行指指點點。物極則反，自由派對政治正確的堅持最終讓人們反感，讓他們選出了個滿口歧視言論的特朗普來。人們把敢言看成一種美德，覺得一個人敢得罪人就代表他做事情有擔當有魄力，覺得那些講話注意用詞的人一定是處處巴結人的哈巴狗。
這種看法有問題，畢竟一個人敢怒敢言敢擔當還不夠，他還必須考慮到自己的言行對弱勢者會帶來什麼傷害。一個好的領導人不會只照顧到自身名聲和支持者的福利。而且，說話態度無關充實的內容，我就常見有人論點明明很平庸很沒新意很討好同溫層，卻要講到自己很敢言很政治不正確的樣子。與此同時，世界上依然有很多人在用很溫和很禮貌的言語來傳達各種不討好人但有必要的觀點，她們志在影響社會和建立橋樑，而不是挑釁和挑撥離間。身為一個想影響更多人向善的平凡人，我相信不論是報道新聞還是講話，都應該是這樣才對。